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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名人|乒乓名将李富荣:我就是“不服输”(下)

1971年初,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来到北京,正式邀请中国队参加第31届名古屋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下文简称“世乒赛”)。在他看来,没有中国队参加就谈不上线届日本队拿了许多冠军,但那是在中国没有参加的情况下获得的。

起初后藤先生与外交部等有关负责人谈得并不顺利,因我方提出了一些外事要求。问题汇报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认为人家只是代表乒乓球协会来的,应该实事求是。几经周折后,双方签署了五点纪要。消息传来,大家训练的劲头更足了。

中国回归世界乒坛已万事俱备,参加名古屋世乒赛的队伍整装待发。此时却风云突变,因朗诺集团在柬埔寨发生政变,西哈努克亲王流亡国外,在北京成立民族统一阵线和团结政府。朗诺集团宣布派选手参加第31届世乒赛,西哈努克政府的官员就来问我们是否还准备参赛。此时已是3月10日,离第31届世乒赛开幕只有十几天了。同时,日本势力还扬言要搞破坏,甚至暗杀等。为此,周总理叫乒乓队展开讨论,究竟去还是不去?我们是在晚上开会的,外交部韩念龙副部长也来了。庄则栋明确表示不去。徐寅生作为教练是支持去的,我也表态应该去。后来周总理给毛主席写了报告,主席批示:“照办。我赞同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是在代表团中传达的,至此尘埃落定。赴日之前,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和我们一一握手。也就是在这次会见中,我们第一次听到总理讲了在比赛中要确立“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

为了安全起见,代表团分乘德航和加航飞机飞往东京。日本乒协在机场大厅举行了上千人规模的欢迎仪式,后藤和中方代表团团长赵正洪先后致辞。3月28日,第31届世乒赛拉开战幕。虽然我从欧洲比赛回来后重点加强了对付欧洲前冲弧圈球的能力,但教练还是安排庄则栋、李景光和梁戈亮三人上场。从实际效果来看,梁戈亮使用两面不同性能的球拍,在战胜瑞典、匈牙利等欧洲强队的比赛中,确实起到了“奇兵”作用。李景光在对日本队的决赛中更有超水平的发挥,一人独得三分,中国队获得了第31届世乒赛男子团体冠军。在随后的男子单打比赛中,我在对阵匈牙利的约尼尔时,成功地用快攻压制住了对方的强力弧圈,以3∶2取胜。不过比赛还是发生了一个插曲,当我以21∶20领先时,约尼尔发球后,示意此球擦网,但裁判并没领会,比赛继续进行,结果我赢了这最后一分。赛后,日本裁判叫约尼尔签名,他画了个叉,不欢而散。我们回国后,总理接见时特意提到这件事,我当即向总理承认自己求胜心切,没有体现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总理听了我的表述,高兴地站起来同我握手,让我深受感动。

第31届世乒赛期间,发生了著名的“乒乓外交”事件。庄则栋是当事人,我是见证人。有一天,我们准备去赛场,车子已经发动,落单的美国运动员科恩跳上了我们的车。此时车上的人各想各的心事,无非是正常搭车嘛,或因是美国人,讲话举止要注意点等等,并不像庄则栋后来所说“忽然蹦出个美国人,谁都不敢理他”。当时,庄则栋带了翻译,便上前与科恩谈了起来,并赠送他一块织锦作为礼物。我们的车停后,一帮记者就围了上来,庄则栋、科恩二人一下子成了焦点,科恩向大家展示织锦的照片就此留了下来。后经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运筹,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了中国。当总理接见来访的代表团时,美国乒协主席斯廷霍文向总理提出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总理当即表示了同意。

既然要出访美国,就要定人组团。不久,我和张燮林、郑敏之等人去参加由总理主持,并有国务院有关部门人员参加的外事工作会议。总理问:“乒乓队来了没有?”我们说来了,总理说:“到前排来坐。”就在这次会议上,总理点了我们几个人的名,并定下了由庄则栋任代表团团长。如果说美国队来访是我们敞开了胸怀,那我们的回访则预示着美国对新中国二十多年封闭之门终于向我们打开了。能成为访美代表团中的一员,我当然是既兴奋又自豪。

1972年3月27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离开北京。29日在巴黎停留一天,30日抵达加拿大。我们访问了渥太华、蒙特利尔、温哥华、多伦多等地,还专访了位于多伦多以北格拉文赫尔斯特市的白求恩故居,受到新主人的欢迎。代表团向该市赠送了一幅白求恩绣像,大家又一起簇拥着绣像合影留念。至于比赛或是平分秋色,或是搞些混合编队,主要都是“友谊第一”。

4月12日,我们在加拿大访问了十几天后,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斯廷霍文专程赶到渥太华,陪同代表团乘专机抵达美国底特律市,开始了对美国的回访,美国总统特别顾问斯卡利到机场迎接。在欢迎的人群中,我看到了一年前来中国访问的美国运动员。机场上举行了欢迎仪式,美接待方主席和中方团长分别致辞,都希望本次访问能取得圆满成功。美国方面以及旅美华侨团体对这次访问非常重视,美东各界爱国华侨成立“美东华侨欢迎祖国乒乓球团委员会”。就在我们到来之前,据外媒报道:“能容纳11245人的底特律科博竞技场,已将中国队和美国选手比赛入场券销售一空。”

在华盛顿,我们来到白宫玫瑰花园,受到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接见;在纽约,我们访问了联合国总部,还进行了乒乓球表演和友谊赛。印象中,代表团参观美国的工厂比较多,如克莱斯勒汽车制造厂、铁工厂、豆油加工厂、唱片制造厂等等。当然,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我们也会碰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但这与当地人民对我们热情欢迎的程度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第31届世乒赛后,由于年龄等原因,我基本淡出国家队主力阵容,属于运动员兼教练员,并开始向专职教练过渡。此时我随队的任务主要是出访和打打表演,如1972年2月23日,周总理、等陪同美国总统尼克松观看体育表演,就有庄则栋与张燮林的单打,我跟李景光与余长春、刁文元的男子双打。而重要的赛事,基本都由李景光、郗恩庭、梁戈亮、许绍发、于贻泽、刁文元、余长春等出战,同时也在他们中间选拔出参加第32届世乒赛的主力阵容。

1973年4月,第32届世乒赛在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今波黑首都)举行。此时,我和张燮林已三十出头,是名副其实的老队员,故只参加单项比赛。临出发前,周总理和还特意来看望我们,关心鼓励我们。

然而遗憾的是,这届男子单打比赛中,我没能挡住南斯拉夫的斯蒂潘契奇的两面弧圈,从而结束了征战之旅。而由李景光、郗恩庭、梁戈亮等出战的男子团体赛,因关健场次中,梁戈亮发挥失常,一人丢了3分,致使中国队屈居亚军。

第32届世乒赛之后,徐寅生调国家体委国际司,我继任中国男队主教练。记得老徐在交接时对我说:他是“1∶1”,以后就看我的了。后来老徐评价我执掌男队五届,四次夺魁,一次失手,“4∶1”,似乎超过了他。虽然徐寅生不再任教练,但也是带团领导,我所取得的成绩与他的真诚帮助是分不开的。

作为主教练,给我体会最深的是:当人家都认为合适时你用他,那不叫本事;在人家对他犹豫不定时,你能看到他的独到之处,最终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那才是你的本事。

比如第33届世乒赛与南斯拉夫队决赛时的用人。许绍发在上届决赛时就有出色发挥,尤其在队友失手的情况下,更是毫无畏惧,起到顶梁柱的作用;李振恃,1973年全国男单冠军,曾战胜过本格森、河野满、约尼尔、舒尔贝克等名将。二人在此前的比赛中发挥都不错,故决赛上场毫无异议。

那第三个选谁呢?一个是梁戈亮,一个陆元盛,队里教练意见不一。在我看来,梁正面反胶,反面长胶;而陆是正面长胶,反面反胶,与一般人正好相反,倒板的规律肯定不同。且从防守的效果上讲,陆元盛更“黏”,用老徐的话来讲就是:他擅长耐着性子“泡蘑菇”,把对方搞得心慌手软,最后被活活缠死。从另一角度讲,梁参加了三届世乒赛,外国选手已经适应了他的打法。所以作为男队主教练,我倾向上陆元盛。在男团决赛出场人员的名单上,我把陆元盛排在1、5、9二号主力位上。事后证明,陆元盛果然不负众望,他在先负于斯蒂潘契奇的情况下顶住压力,终以2∶0战胜南斯拉夫一号主力舒尔贝克,为中国队重新夺回男团冠军立下汗马功劳。

至于第34届世乒赛小组赛对匈牙利队时,我们选择第一次参加世乒赛,也是持两面不同性能球拍的削攻结合选手的黄亮担任2、4、7的一号主力,智取匈队;决赛时对日本队,又同时让黄亮和梁戈亮上场,轻取日队。

从老徐手中接过教鞭,至1984年,一干就是十年。在这十年教练生涯中,有过胜利,也有过失败。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和戏剧性的就是1979年第35届世乒赛,这届我们没打好,男队输给匈牙利丢了冠军。导致失利的原因有三个:第一,我们与匈牙利队胜多负少,对困难估计不足,有轻敌思想。梁戈亮、黄亮长胶的“怪拍”打法,已被人摸透。小组赛中国队2∶5负于匈牙利队,梁戈亮输两分,团体决赛用人捉襟见肘;第二,我们的技术还存在缺陷,打法缺乏创新,面对匈队日趋成熟的正反手两面弧圈,我们的直拍快攻防御太多,主动发力进攻太少,没有有效的针对措施;第三,我们运动员的意志品质不够顽强,落于下风顶不住,所以以1∶5丢了冠军。作为教练员,我内心很不服气。当时匈牙利队教练别尔切克过来握手,此时记者过来采访提问,我说:“匈牙利从上次夺冠到这次再度捧杯用了27年,而我们中国夺回这个杯子决不会用27年。”

1979年4月25日下午,第35届世乒赛在平壤体育馆开幕,李富荣率中国队入场

回来后,我在自己训练日记的第一页上贴上了比赛的照片:匈牙利队员在别尔切克的带领下,兴高采烈手捧斯韦思林杯站在奖台上,中国队则站在第二的位置上。我要牢记这个失败,以此时此刻激励自己,打好“翻身仗”。

我确定了针对性的三点:一是大力培养新人,力求打法多样;二是有效地弥补技术上的不足;三是在意志品质上加强集体主义的教育,大家拧成一股绳。我们所培养的新人,力求技术上有所突破。比如谢赛克、蔡振华,二人握拍一直一横,都是左撇子。他们的共同点是发球技术好,旋转变化多,尤其是蔡振华攻守兼备、以攻为主,其球拍反面贴的是有一定怪异度的防弧圈胶皮,这样倒板出球,转与不转更令对手难以琢磨。蔡振华打球特点是线路灵活,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心理素质好,关键球不手软。谢赛克对付弧圈球的能力非常强,并且能以正胶小弧圈加上快速凌厉的扣杀,迫使对方难以拉出质量高的弧圈球。二人不管对日本或欧洲选手,都是较为合适的人选,故被推上了前台。同时在日常训练中,我们对队员的思想意志与品德要求更趋严格。如谢赛克由于握板的原因,手指上起了泡,本人提出需要休息。我坚决不同意,对他说:“就是流血也要坚持!如果在决赛场上,你流血了怎么办?难道不打了?”内蒙古热身赛时,冬天到了零下10℃,施之皓发烧到38.4℃,同样要求休息,我仍旧没有同意。

两年的冬训,每天6点出操,我亲自领跑2000米,然后是一小时以发球为主的技术训练;上午技术训练两个半小时,再加一小时的身体训练;下午又是三小时的技术训练;晚上是总结会。有的队员感冒了可以休息,但必须到场边走走,帮助捡球。就这样,经过两年的磨练,乒乓球队练成了一支意志顽强、作风过硬、技术全面的队伍。

1981年4月,在南斯拉夫诺维萨德市的第36届世乒赛上,男队不负众望,在决赛中5∶2战胜匈牙利队,重夺斯韦思林杯,报了平壤世乒赛的一箭之仇,一举夺得乒乓球比赛项目全部七项冠军。一位南斯拉夫记者开玩笑对我说:“中国朋友一点都不客气,我们烧了那么多的菜,你们全部都吃完了。”实际上我们不仅拿了七项冠军,把亚军也都包了。

1981年,我被任命为国家体委训练局副局长,主要负责田径、乒乓球、羽毛球、体操、举重、游泳(跳水)、足球、篮球和排球九个项目国家队的训练管理,堪称中国竞技体育“大本营”,可谓任务繁重。起初还是将乒乓球列为重点,从1983年的第37届世乒赛后,我的工作重心就逐步向其他项目转移了。我在其他的项目中算不得内行,况且这些项目里名人居多,不熟悉业务,尽讲外行话肯定不行。不久,体委领导决定让我脱产学习,去北京体育学院干部专修科深造。当上到乒乓球项目的课程时,任课教师对我说:“还是请你上台讲吧。”实际情况是,我们这些人有实践经验,但理论基础薄弱,确实需要学习。

完成学业取得学位后,我被任命国家体委训练局局长。从1984年任第23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起,至2004年,6次担任此职务。当时,训练局管理的9个运动大项,有7个获得过奥运会冠军,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取奥运会金牌的大户,如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获得的金牌,占代表团全部金牌数的四分之三。

从一个项目的总教练管理,到出任局长的全面管理,不仅需要探索学习,更重要的是善于发掘人才,所以首要的是充分发挥教练的作用,特别是要给年轻有为的教练创造施展才华的舞台。比如乒乓球队的蔡振华、羽毛球队的李永波、体操队的黄玉斌、跳水队的周继红等。把他们扶上马后,还要不断发现问题,寻找根源,及时地去提醒、告诫和激励,既给这批年轻人信心,又给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和保障。

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前,因中国跳水队在世锦赛上成绩不佳,人们普遍认为,中国选手的动作难度已经低于外国的选手了。我观看跳水比赛后,发现胡佳的两个动作难度大,但不够稳定。于是我亲自和胡佳谈话,建议他在奥运会比赛中放弃高难度动作,选择发挥稳定的动作。比赛的结果证明了我的预判:胡佳降低了动作难度,凭借稳定的发挥击败各国高手,站上了奥运会冠军的领奖台。

1994年,全国兴起体育改革,乒乓球当然也不例外。8月,我在全国乒乓球工作会议上做了关于《加快改革步伐,促进我国乒乓球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的报告,将“双轨制”引入乒乓球的改革进程。所谓“双轨制”,就是计划与市场双轨并行。1995年,俱乐部赛应运而生。1999年,中国乒乓球发展终于不再局限于国家队,乒超联赛成为推动国球发展的重要力量。

我在训练局领导岗位上,一干就是17年,副局长与局长任期各半。1999年5月,国务院任命我为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时,有人调侃我说虽升了职,“局长”却变成了“副局长”。其实,从打球到当教练,再转行当领导,既是一个业务向行政转变的过程,也是一个“摸着石子过河”的过程。2000年,全国第一家真正市场意义上的企业运作的乒乓球俱乐部——山东鲁能乒乓球俱乐部股份公司成立,标志着乒乓球改革迈出了关键一步。尽管乒超“市场化”的进程有些缓慢,但方向对了,就离成功更近了。

2015年5月3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左一)给徐寅生(中)、李富荣(右一)颁发“终身成就奖”

中国体育跨越式的发展和历史性的突破,主要是得益于国家经济发展实力的增强,对体育事业的关心和投入,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爱和支持,这才是我们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根本源泉。如今我已经离开一线多年,但每天还坚持一个小时的体育运动,如跑步、游泳、打网球。至于乒乓情结总是难以忘怀,所以一有时间,我也非常愿意在推动群众性乒乓球运动中,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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